為何《易經》在中國文化中具有最高地位（上）
來源:大易策劃作者:大易策劃時間:2015-01-04點擊:1737
大易帶您揭開《易經》的神秘面紗。與《易經》同時代的幾部元典中，《尚書》深奧難懂，《春秋》用辭多變，“三禮”繁文縟節。但是，后幾部書只要在文字音義上下工夫，再多方參照有關的注解和研究文獻，就很容易過關。《易經》則不然，它素有“宇葑代數學”之稱，即使文字音義全懂，也是枉然。再加上后代幾千年卷帙浩繁的注解之書，更是讓人眼花繚亂，令大眾讀者望而卻步，只得徘徊于“神秘殿堂”之外。
《易經》是一部奇書，首先在于其獨特的結構。別的元典都是由一篇篇短文構成，每一篇獨立性較強，篇與篇之間的序列固然有一定的聯系，但不十分嚴格。而《易經》一書由六十四卦構成，六十四卦的序列均自有確切的含義，不允許顛倒，《雜卦傳》對此有明確的說明。近幾年發現的帛書長《易經》雖卦序不同，但只是為了記憶方便，并不具科學性，恐怕這也是其不能流傳的原因之一。《易經》六十四卦有著嚴密的邏輯結構，分為上至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乾、坤為上經之首，咸、事為下經之首。
《易經》包括經與傳兩部分，這也是它的特別之處。別的元典如《詩》、書》、《春秋》等，經傳并行，各自流傳，傳是釋經的，不能算作經。如《春秋》所指的就是那大約16000多字的經文，解釋經文的《公羊傳》、《谷廷傳》、《左傳》則不包括在內。而《易經》則不同，它包括了《易經》與《易傳》兩部分的內容。
如果我們先用一句話來概括一下《易經》的最大特點，那就是用“象數”來表達思想。套用現代語言，就是用符號表§思想，并由此形成了許多的特殊性。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一）象數與義理的統一
《易經》之象主要包括陰陽之象、實物之象，數包括大衍之數、太極八卦之數等。簡單地講，“象數”是指《易經》六十四卦卦象及三百八十四爻！象和體現卦爻象的數字。象數易學的特點是，重點探索卦爻象與卦爻辭乃至與《易傳》、之間的種種關系。象數派的學者們認為，《易經》經文字拳句句無一虛設，皆出于卦象。具體到《易經>的解說方面，表現為側重于解釋《易經》經文在卦象上的依據。
至于“義理”，是指《易經》中所蘊涵的各種自然、社會及人生哲理。義理派的特點是，全面揭示與闡發《易經》中所包含的宇宙觀、世界觀、人生觀，具體到《易經》的解說方面，重在闡明《易經》之微言大義，很少或幾乎不問津經文與卦爻象之間的種種聯系。
象數與義理雖有區別，但卻是有機的統一。象數是義理的基礎，沒有象數則義理無從談起。同樣，沒有義理，象數就得不到升華，只能淪為術數。易學發展史早已證明，東漢的象數易學正是因為忽略了義理的指導而造成了妄說泛濫，迷信橫行，直到魏晉玄學家王弼的掃象之后才使易學重整旗鼓。而改革開放以前，大陸的易學研究則因過分偏重義理，忽視乃至批判象數，并機械地用唯物主義來解釋義理，造成了易學研究的空洞化。
（二）抽象性與具體性的統一
任何一部書，都存在著抽象性與具體性的問題，、但這種抽象乃是理論上的一般，總是有其確定的含義的。無論是黑格爾的絕對精神，還是馬克思的“商品”范疇，雖是抽象，仍為具體，這乃是語言表達之結果。而《易經》則不同，它主要是用象數表達思想。為什么要用象數來表達思想呢？因為這樣做具有最大的抽象性。具備了最大的抽象性，也就具備了最大的靈活性、適應性與具體性，這就使它與別的元典，如《詩經》、 《尚書弧《春秋》等有了很大的區別。后者所講的道理，雖有一定程度的抽象，但實際上是比較具體的，肯定或否定什么是很清晰的，最多有語言文字上的障礙，但這類問題只要借助工具書，是不難解決的。
《易經》則不然。它的六十四卦要極盡三才之道，“范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對任何時間、地點、條件、人物都適用，就必須“只講一些空套子”，使得“任何事物都可以套進去”（馮友蘭語）。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用象來表達，而且必須是最抽象之象，才能夠靈活表達三才之理。《詩》之比興和《孟子》、《莊子》中的比喻和寓言，是一種有確指的象，偏主一事一物而言，易之象則無所不通、無所不指。例如乾卦卦辭“乾，元亨利貞”，就是一種無所不包的象。這個象無非是要表達一個“健”意，上自天子王侯， F及庶民百姓，都能適用。初九“潛龍勿用”，描述的“潛龍”之象，對任可A與事物都適應。這種極其廣泛的適應性，用其它任何方式都不能準確受達。
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易經》的象數是沒有確定的含義的，從中可以引掃出無限的含義來。稍懂易學史的入都知道，中國經學研究的方法，不是’六經注我”，就是“我注六經”，但不管以哪種方式，都是解易的著作最多。這種情況的出現，固然與《易經》的最高地位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因勾《易經》具有最大的抽象性，可以任想象力縱橫馳騁。馮友蘭先生把：易經》比作“宇宙代數學”，可以說是對《易經》抽象性的最準確表達。塞就像愛因斯坦的統一場方程一樣，具備最大的抽象性，也因此具有了最趕的包容性。
同時，《易經》又具有最大的具體性。因為它不僅有卦爻辭，而且有專，這些文字都有非常具體的含義，既包含確切的歷史、地點、人物、事牛，又表達了明確的思想與價值取向。特別是象數方面，它能對上至天文，下至人事的許多具體問題做出吉兇判斷。每當涉及一具體問題時，它的含義就變得非常盼確，可見，《易經》既具有最大的模糊性，又具有最大的準角性。這一點與現代的符號邏輯不同，符號邏輯乃純符號的運動，而《易弳》的邏輯既有符號又有實物，所以這種抽象性與具體性的統一，是自古艮今從未有過的，這也是《易經》一書最明顯的特點之一。
（三）理性與神秘性的統一
《易經》一書是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來表達三才之道的：“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御，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其功能雖大，卻不是來自天神所賜，也不是什么上帝的啟示錄，而是“人更三圣，世歷三古”的杰作。“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府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
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伏羲畫八卦之后，又經文王、孔子的發展才最終定型。從結構上看，“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完全排除了任何神的因素。
在古代世界，宗教信仰是很盛行的。縱觀中國歷史，盡管宗教從未像歐洲中世紀的基督教和當今的伊斯蘭教那樣占據統治地位，然而，中國古代的祭天、崇天意識卻十分濃厚。《易經》產生的時代，人們的生產力水平還很低，對對許多現象充滿神秘感，對天有一種神秘的畏懼。周代的統治者以德治天下，但卻處處宣稱自己代表天意，這是為何？因為在那個時代，任何統治j如果沒有天意的支持，就會失去統治的依據。而殷代的崇鬼儀式已遠遠不適應時代的需要，只有《易經》這種披著神秘外衣的理性符號結構，才能使被統治者死心塌地地視其為神物，自覺地接受它，崇拜它，從而達到“神道設教”的目的。
易的神秘性表現在卜筮和卦象兩方面。用卜筮決定吉兇，百姓以為它是神意的體現，心里確信不疑。如果不用卜筮，依據自己的分析判斷來指導別人的行動，縱然正確，也會令人半信半疑。更何況統治者的許多言行是完全不合理的，只有靠神秘性來充門面，才能夠使民眾信服。但是光用卜筮也不夠，還必須把卜筮斷出的吉兇用卦象表現出來，讓人們覺得卦象所顯示的吉兇，是言之成物、持之有據的，這才能讓受眾深信不疑。所以，占卜最早是為了尋找統治合理性的最重要手段。遠古統治者所必須具備的三種基本素質——與神溝通、秩序權威、技術權威中，神通是第一位的，“王”字的書法結構，就說明了統治者通天的重要性：將“王”字分解來看，上中下三橫分別代表天、人、地，而中間的一豎則將天地人貫通起來。 中國文化特別重視“天意”。周代以前的中國，是非常迷信的。對于這一點，目前已經毫無爭議。而周代以后，特別是戰國以后，中國入的宗教意識逐漸淡化，以至于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像西方中世紀及伊斯蘭教國家那樣實現政教合一，相反，倒是出現過多次對宗教的打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武滅佛。中國文化十分重視天意，王朝的統治者，總要給自己的政權找到合理的依據。這個依據就是天意。得到了天的承認和支持，就能夠取得合法的統治地位。同樣，要推翻一個政權；也要大力宣傳原政權“天數”、“氣數”已盡，新興勢力才是“代表民意”、“替天行道”。所以《左傳》記述劉康公之語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中國歷代皇帝每年都要在冬至日祭天，這是皇帝親自參加的最隆重的節日活動，充分反映了崇天意識的濃厚。
那么，天意如何下達呢？這就要通過卜與筮。太史公司馬遷說：“自古圣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涂山之兆從而夏啟世，飛燕之卜順古殷興，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又說“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未來。”（《史記•龜策列傳》）而《易經》“本卜筮之書”，正是傳達天意的最好工具。
《周禮•大宗伯》： “筮人掌三易，以辯九筮之名。一日連山，二日歸臧，三日巫式，四日巫目，五日巫易，六日巫比，七日巫祠，八日巫參，九日巫環，以辯吉兇，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后卜。”據《禮記•曲禮》上記載，商朝時代，天子有六卿，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及太卜。太卜的卜筮在國家大事的決策中，有著特別重要的地位，甚至高于天子的意志。然而到了周代，占卜機構的規格明顯下降。商代的太宰，即《周禮》中的天官，太宗即春官春伯，而商代的太卜以及太史、太祝、太士在周代則降為了春宮春伯下屬的分支機構。卜官的社會地位曰益衰落，從直接服務于商王的六卿之一，降為六卿的下屬，離天子越來越遠，其卜筮對天子的影響也越來越小。到了漢代，占卜的政治地位便已經基本衰落了，不僅一些有名望的知識分子對用《易經》進行占筮很鄙視，就連占筮者本人也不完全相信占卜的可靠性。
這樣一來，既可以使人們理性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至于流于西方式的宗教狂熱，進而形成了中國文化特有的實踐理性，又可使人們對天保持神秘感，進而對代表天意的統治者充滿畏懼。因為無論得到何卦，部是上天的指示，而任何卦不管吉兇如何，其最終含義都是要求人們服從
統治階級制定的道德標準。只要按照統治階級的標準和要求去做，有兇癌不為兇；反之，有吉也會變兇。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孔子才講“不占而已矣”，茍子才講“善為易者不占”。因為吉與兇的最大分野正在于能否遵守當時的統治階級制定的道德標準。所以，《易經》被列為六經之首，雖有天意的原因，但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這是理性與神秘性結合的最成功的典范。西方的圣言錄、先知錄，是一種純宗教性的啟示錄，如摩西與上帝的約定并依此所形成的摩西十誡，都是一種毫無理性根據的假設，是一種不能證明、也不允許去證明的非理性信仰。這種信仰的維護，必須依靠強權與專制。康德認為，信仰與理性（科學）應該屬于不同的領域，理性與科學需要嚴格的邏輯，而在信仰的領域，不需要理性的證明，而是需要一種非理性的溝通。這兩個領域應該分開，互不干涉。但古代世界的文化中，無論東方與西方，都試圖把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為統治者找到統治的合理根據，才為人們找到一種在當時的條件下對自然與社會的最合理的解釋。宗教式的解釋，因為其無科學性，最后只能退回純信仰領域，而、《易經》的特殊結構，使得它能夠把理性與非理性很好地結合起來，這也是它經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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